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公社的罢免制度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之不同于资本主义议会制的重要特点。

[8] 譬如，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5页。其二，在公法上，另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甚至于常常会被冠以臭名昭著（a bad name）的方案，[25]是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应付法律不确定性。

因此，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无法准确地对这一非正式行为进行发生学上的时间追溯。进口或者出口相同货物，应当适用相同的商品归类行政裁定。[74] 3.暂时性行政处分说。[107] 刘芳：《贸易便利化下的海关行政裁定制度研究》，复旦大学法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37]现阶段，它在制度形态上，集中性地表现为行政机关所作出的事先裁定（advance rulings）行为，尤其是税法上的事先裁定制度，这也是本文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83]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又如，以税务行政法为例，早在1986年就开始起步的预约定价制度，[113]在深圳、福建等地经过广泛的积累以后，[114]最终在1998年12月获得了中央立法者的关注，并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收管理规程（试行）》中铺设了初步的制度通道。一方面，它是我国行政法渊源的基本构成，在行政法渊源的体系中占有绝对意义上的比重。

所以我们认为规章安定性一旦被阻滞，就必然会产生行政不诚信的恶劣后果。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一些规章直接根据法律制定，[35]而一些规章则同时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36]显得非常随意。法治体系是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动态的，是法律规范与社会过程的结合，是法律规范实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仅从字面意义考量，良法是那些正当的合乎理性的法律，恶法则是那些不当的违反理性的法律。而他们与行政法治也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的，立法机关从法律逻辑上讲是行政法典则的制定者，是行政法规范体系的决定者。

最后综合性的评定出这些相关地方及其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总体状况，这表明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定量分析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分析手段。这就使得规章的制定缺失实践基础，缺失理论基础，而且当一个地方政府在制定某一或者某些规章时，与其他地方进行攀比，这就形成了在我国规章制定中的规章抄袭问题，就是此一地方的政府规章照抄彼一地方政府规章。在地方立法层面上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制事项究竟应当如何区分同样比较模糊。[26]体制上的这种缺陷是规章不安定的另一个基因。

而当人民代表机关将立法权授予其他机关以后，就存在对该立法的监控问题。因为行政法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设计主要不应当是政府行政系统的行为而应当是立法系统的行为，当行政系统的行为取代了立法系统的行为之后，行政对公众生活的干预也就不可避免，规章的不安定性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20][苏联]B. M.马诺辛等：《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确定规章由其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也可以确定由其法制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18][英]W. 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9页。上文指出，规章在行政法治体系中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则在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上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诸多学者提出了规章应接受司法审查的问题，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回避了该问题，这就使得规章的司法审查在我国还处于真空状态，这非常不利于规章制定的规范化。我国制定行政许可法及其他法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弱化行政管制，但是规章安定性的阻滞则使得政府管制又有新的强化和提升。

[3]换言之，政府行政系统制定规章不是行政政策的结果，而是行政管理的客观需要，行政管理的客观需要导致了规章的制定行为，进而催生了一个新的规章。[12][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2—57页。与质的分析相对应的便是量的分析，如有关的第三方对我国的一些地方或者城市行政法治指标进行分析的事实就属此种。[3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规章的安定性与法治的统一性与规章内部所要求的一致性是相辅相成的。换言之，如果在行政法规范体系中规章没有呈现为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不同的仅具有名称相似的规范平行排列的话，就有可能使规章失去安定性。

[15]例如，司法机关既可以对行政系统的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也可以对立法系统的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等，尤其对行政系统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几乎是不受什么条件制约的。这样的规章即便有完整的形式要件，它实质上也是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对政府行政系统的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因为任何立法是否有问题，只有当它产生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后，才能够表现出来。该行为必须具有非常严格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也是立法行为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

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可能遵守了诚信原则，但是行政系统在特定时期内所作的若干行政行为放置在一起是否还符合诚信原则呢，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这里是在狭义上使用行政立法概念的。

通过诉讼纠纷对政府规章提出质疑，进而由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既是一种低成本的监控，也是一种更加有效的监控[35]转引自[新西兰]伊丽莎白·佩顿·辛普森：《隐私权与合理的偏执：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敬罗晖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这样的情境衍生的后果只能是人人自危，且信任丧失，不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存，公民也不再相信政府。这种控制权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公布给其他人的信息会影响他们对我们人格的评价。

当然，在这个拍照、录像泛滥的年代，当身处熙熙攘攘的公共场所时，我们要容忍自己偶然出现在他人未经自己同意便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但如果自己成为别人拍摄的焦点则是不合理的。[18]由此，知情与同意的概念在公民没有选择权的案情中是毫无意义的。

[41] 综上，公共场所中地点的差异、新型科技的涌现以及社会规则的参考都影响着法官对公民在公共场所是否享有隐私权的判断，法律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对公共场所中的公民隐私权作出安排。(3)被告公开披露原告私人事务的行为会极大地冒犯一个有理性的公民。

[1]人们假设，公共与隐私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两者决不可混为一谈，故而，公共场所无隐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地逻辑推演。(2)关于自己的信息资料如何及多少向他人传递的权利。

[39]在面对科技的侵入性以及什么程度的科技监控能够为公众所接受问题上，未来的隐私权法必须要划出一个界线，是不是只要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警察就可以自由使用？视觉提升功能的技术和视觉替代功能的技术对公民的隐私期待是否有所不同？在面对科技对公民合理隐私期待的影响方面，法律必须持立足于长远发展的姿态。[64]毕竟，一个人的个人事务不能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由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谈论……把纯属个人性的事务中有关私人的问题予以公开是对人格权的伤害。[21]刘泽刚：《公共场所隐私权的悖论》，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Jeffrey Reiman教授也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尽管隐私权对于公民自我意识的形成十分重要，但是，这也不代表，为了保护别人的自我意识，人们甚至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不享有自由的行动权和表达权。

在国家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透明的个人将被迫与社会标准保持一致，从而任何选择的自由都将丧失殆尽。美国Whalen v. Roe案[50]确立了信息性隐私权的宪法地位，1974年通过的《隐私权法》就是一部规范联邦政府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德国在1983年人口普查案的审理过程中诞生了一项新型权利——信息自决权，这些都是典型的宪法权利。

[6]无论从概念的部分还是整体来看，它都蕴含开放、共享、自由的特性在里面，若公共场所中的公民都能主张隐私权的存在，那公共场所的诸多特性反而丢失。(4)被告对公开披露的私人事务不享有合法的公共利益。

[46]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划分必须要打破隐私权局限于民事权利的属性认知，从而彰显其基本人权的价值。更进一步，公共场所监控设施的存在会为排除异己埋下伏笔。